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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岁老将回忆当年领导起义功成垂败

发布日期:2019-09-16

  陈锐霆山东省即墨县(今即墨市)人,“济南惨案”爆发后,考入了河北军事政治学校(后称黄埔军校第7期)。 1参加了冀中抗日、长城抗战、徐州会战、赣北会战、枣宜会战等战役战斗;1941年率团起义,任新四军参谋处长,华野特纵司令员,参加了宿北、鲁南、泰蒙、孟良崮、济南、淮海、渡江、上海等战役战斗。建国后被授少将

  陈锐霆当年领导起义功成重败,死里逃生,他回忆录走过百年中写道:

  自两军交火以来,我和屠凤麟、孙兴魁经常在一起研究分析情况,他俩对的内战政策非常不满,愤慨之情溢于言表:中国人残杀中国人,这是让日本侵略者坐收渔人之利!我也多次与他们谈过:内战再起,抗战就没有希望。如果上司硬逼着我们枪口对内打,我们只有找机会把部队拉到后方去,与领导的军队一起抗战。

  他们俩都同意我的想法,认为作为一名中国人,应该这样做。如今,师部命令部队后撤,我们除了率部队起义,再没有别的选择。主意打定,我把他们俩请到住处,开门见山地说:“王兴纲上次从重庆来,主要是沟通我与新四军的联系,共商抗日大计。现在,他已经渡过涡河,到达彭部。那个罗会廉,是彭师长派来的联络人员。现在,我决定举行起义,把部队拉过去。我们团离师部近百里,突出在第一线,靠近新四军第四师驻地,在他们的掩护和帮助下,几天就可以越过津浦铁路进入抗日根据地。这是很好的机会,不能错过。刚才,师里来电命我们后撤。我看,部队一后撤,事情就难办了。希望你们同我合作,脱离这个环境,做个真正有用的抗日军人。”他们听了,都毫不犹豫地表示,完全支持我的意见,并同意共举大事。

  随后,我们又研究分析了部队的情况、起义的路线,以及是否事先与营长们通气等问题。一致感到:二营营长比较可靠,三营营长问题也不大,只是一营营长思想保守,三个营长究竟怎么样,还很难说。三人一致认为:只能用上级命令的形式,就说是奉师部命令到敌后方去执行任务,第四二五团为前卫,以此理由把部队拉过去。到抗日根据地以后,在新四军的控制下,再宣布反内战起义,这样成功的希望大些。至于是否与营长事先通气,我们考虑了好久,最后,觉得还是先交个底好。如果用命令的形式把部队拉走,而营长们事先一无所知,会感到对他们不信任,一旦觉察到情况不对而带头闹起来,就会坏了大事,不如先和他们通通气,使他们心中有底,即便有的营长可能动摇不干,但向师部告密,或带队反抗的可能性都不大。 ·

  商定下来后,我分别找几个营长交了底。第一个谈话的是一营营长王玉泉,我对他说:“我们是抗日军人,保卫国家是我们的责任,而今日军深入国土,大敌当前,我们却同室操戈,这还算什么爱国抗日军人?!我们团的官兵大都是冀、鲁两省的人,家乡沦陷快四年了,父老乡亲天天盼望我们去拯救他们。可我们放着日本鬼子不打,却去打真正抗日救国的、新四军,这怎么对得起父老乡亲,对得起全国的老百姓?!”

  见王玉泉一声不吭,低头抽烟,我就接着往下说:“在大后方花天酒地,腐化堕落;老百姓颠沛流离,无以为生。你看,在敌后发动群众,开展游击战争,沉重打击了日本鬼子。谁是真抗战,谁是假抗战、真,不是很清楚吗?!我已经下决心,坚决反对内战,把部队带到敌后去,与八路军、新四军一起抗战,收复祖国大好河山,拯救民族,慰我同胞!你看怎么样?”

  说到这里,我还特别提醒他:“我们是同乡,是多年一起同生死、共患难的战友,所以才事先和你商量,希望你能从大局和长远利益着想,好好考虑一下,一两天内给我一个答复。这考虑仅限于你自己,不要对任何人讲,泄露出去了是要杀头的。当然,我相信老朋友你是不会出卖我的。”

  我说完好一会儿,王玉泉才抬起头来表示说:“团长讲的这些都是事实,道理也很对。我坚决跟团长走,唯团长的马首是瞻。”

  接着,我又去找二营营长王国纯、三营营长董维斌谈话,他们的态度都很明确。王国纯说:“团长的分析和决心我完全同意,你就下命令吧,我愿担负最危险的任务。”董维斌回答也很干脆:“我没有意见。我跟随团长一起行动,团长到哪里,我就到哪里。”

  4月16日,我白天同三个营长谈完话,晚上就等罗会廉请示回来。可左等右等,一直等到深夜也不见影子。我忙找到屠风麟、孙兴魁商量,都觉得消息已经透露,夜长必然梦多,坐等非常危险,不如主动前去联系。于是,我给彭雪枫写了一封信,让他俩趁黑夜摸到前线,给新四军第四师前方部队送去。在信中,我向彭师长汇报了部队准备的情况,要求派人员来领导起义,并尽快定下起义的时间、通过铁路的部署、开赴的地点、行进中与友军的联络、联络记号的规定以及开设电台的准备等问题。我建议,起义时间定在19日黄昏,起义后开赴的地点越远越好。我嘱咐他俩途中注意安全,速去速回。

  午夜时分,屠凤麟、孙兴魁摸黑过河,顺利找到第四师三十二团团部,把信交给他们,并口头汇报了起义的紧迫性和具体建议。第二天午夜,他们俩急匆匆返回住处,高兴地对我说:“第三十二团已发报给彭师长,但师部离团里较远,不可能马上答复,还要等一等。”我听了以后,在高兴之余,又深为焦急。因为时间对我们太宝贵了,多等一分钟就意味着多一分钟的危险1

  1941年4月18日下午,正当我们望眼欲穿,时,罗会廉满头大汗地出现了。他兴奋地对我说:“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回电了,同意你们起义!在电报上署名的还有王稼祥、。我在彭师长那里等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4月17日的回电,电报一到,我抄下后就赶来了。电报原文是这样写的:

  为了政治上打击蒋介石,军事上滞阻李仙洲援韩,同意 陈团在坚持团结、坚持抗战、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等口号下,光荣 地起义。你们要:

  电报中的“韩”指韩德勤,时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。“筱”是用韵目代日,当时被普遍采用。“筱亥”即(4月)17日二十一时至二十三时。也就是说,这封电报是深夜发出来的。电报对起义的相关事项,说的已经很明确,我问彭师长还有什么具体指示没有,罗会廉回答说,彭师长让我转告您:部队起义后,第一天晚上开到淝河北的谭大庄,靠近第三十二团;第二天上午,到陈巷子与他会面,商谈起义后的其他行动事宜。

  18日上午10时,彭雪枫师长再次就我率部起义之事,致电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、朱德、王稼祥、及新四军领导人、陈毅。“巧”即韵目18日之意。电报原文如下:

  甲、我于今夜已派员赴陈处,约定该团于皓日以二次进至盔 贫集附近晤面之后,即于当夜立即通过铁路,第一步先到天井湖 以东,另我以两个团迫近淝河,阻止傅立平之可能追击部队。该团 起义之后,拟先发劳费洋五万元。至于番号之更换,我的感觉编为 第四师独立旅。

  丙、该团于明十九日夜通过铁路东进后,请爱萍派出坚强部 队掩护该团安全到指定整训地点。我们拟派团、营、连级政治干部 二十名入该部工作,另请派译电员、报务员各一名。

  丁、为顾及安全计,最好到目的地后宣布以上各点。是否适当请即复,以便明日见面后作为谈话根据。

  在彭师长运筹帷幄的同时,我这边也紧锣密鼓地运作开了。首先,我把罗告之的情况告诉了屠凤麟和孙兴魁,让他俩分头去做准备工作。然后,又通知三个营长到我的住处开会,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,我已经与新四军第四师取得联系,决定明天晚上行动。我前天和你们谈过了,不知你们现在考虑得怎么样了。二营营长王国纯说:“我早说不想打内战了,为了抗战,我坚决跟团长行动,至死不悔!”一营营长和三营营长也都表示,内战不得人心,为了民族生存,纵然流血牺牲,也是值得的。会开得这样顺利,我很高兴,也感到有些意外,最后我说:“既然大家都同意,那么明天晚上就行动。7点半集合队伍,到团部汇合后出发。希望你们掌握好部队,不要发生意外。”

  散会后,我把已经睡下的罗会廉叫了起来,告诉他说:“我们已决定明晚行动,请你立即回去报告彭师长,20日早晨在谭大庄会面,向彭师长报告部队起义的情况,商谈下一步的行动。”见事情紧迫,罗会廉顾不得休息,穿.上衣服起身就走了。

  接着,我又把骑兵连长金子才找来,对他说:“师里奉命过津浦路执行任务,我们第六总队是师的前卫,明天晚上行动。为了顺利地越过铁路,骑兵连作为总队的前卫,全连集中行动。希望你们做好准备,待命出发。”我还特别提醒金子才,要严格掌握好队伍,没有我的命令不得擅自行动。

  19日一天,我坐镇团部,思考着起义的细节,部队表面上还算平静。下午,孙兴魁布置了团直属队行动。傍晚,我与师通信营营长程景明通了电话。程景明是我军校时的同学,也是我长期培养的党员发展对象。他人很机敏,经常向我通报一些情况,对我帮助很大,今天要离开这里了,应该打个招呼,于是告诉他:“我即将远行,今晚就走。我走后,要撤收团师间的有线电话,请你尽可能晚一点向师部报告。”我还邀请他能不能一起走。程景明在电话里说:“师部离团里太远,赶不上了,就不去了。撤电话的事你放心好了,路上多保重。”临放下电话时,我让他悄悄告诉蔡善铭(炮兵营长,也是我长期培养的党员发展对象),我们关系密切,为防止受牵连,需要有所准备。

  晚饭后,部队在陈溜子按规定的地点集合。按行军序列就位,骑兵连、二营和团直属队……一、三营未在规定时间来。但三营驻地有手电光晃动,并传来急促的集合哨音。一营距离稍远,未见动静。孙兴魁当即派传令兵去催。这时,团部书记官送来一份电报,我打开手电看了一下,见电报上写着:“连日进剿,官兵辛苦了。接电后,即将部队撤过涡河待命。”傅立平不早不晚来电命令部队后撤,语气也客气,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?管他哩,第一四二师的命令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。我转身对书记官说:“通知电台,立即关机,准备出发。”

  又过了近一个小时,一、三营的队伍还没有到。派出去的传令兵回来说,三营的队伍走到中途返回了,一营的队伍根本就没有移步;我看情况有变,就和屠凤麟、孙兴魁商量,此地不能久留,只有带已经集合的队伍立即出发。凌晨四时左右,到达彭师长指定的谭大庄宿营。

  4月20日,吃过早饭,罗会廉就赶来了,接我去陈巷子见彭雪枫师长。当我们刚走进一座整洁的农舍,彭师长就迎出门来,紧紧握着我的手说:“锐霆同志,你辛苦了!”

  进屋坐下后,我就向彭师长报告了起义的情况:“—营和三营营长临时动摇,队伍没有全部拉过来,只带出二营、骑兵连和团直属队共1000多人。这主要是自己千作没有做好,也缺乏领导起义的经验。”

  彭师长不仅没有责备,反而鼓励我说:“你那里的情况,王兴纲、罗会廉同志都跟我谈过·厂。领导干部中只有你一个人是中共党员,能把这千把人的队伍拉过来,就已经很不简单!你们反内战起义是正义的行动,对顽固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,对我军当前的斗争则是一个很大的支持。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和王稼祥、叶英同志来电报,委托我代表党中央和军委慰问你和其他起义将士。特郑重向你面达。”

  接着,彭师长把一张地图铺在地,上,边指边说:“今晚,你们就经小营集、蕲县集,在西寺坡附近越过铁路,再经花庄等地,三日后到天井湖以东的皖东北抗日根据地。沿路的伪敌据点,我已经派人去联系,为你们路过做安排。你要我派人去协助掌握部队,我正紧急抽调,准备尾随你们去路东,在适当时机下部队。负责人是方中铎,他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水平,有我军团旅两级领导工作的经验。他从前在西北军工作过,对旧军队的情况也比较熟悉。王兴纲也一起去,帮助你们工作。到路东抗日根据地以后,那里的负责人张爱萍将亲自给予指导,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向他请示、报告。”

  接着,彭师长把拂晓前刚赶到的方中铎介绍给我。稍停,他问我还有什么事没有?我当即建议说:“—·四二师受到打击后,必然会倾全力进行报复,我军最好能暂时避战,让它扑个空。”

  “这方面我们已有考虑和部署,请你放心!”彭师长充满信心。 我又补充说:“游击第十四纵队第一支队现驻扎在大郭家、小郭家,这个土顽部队虽然归我管,但带它起义不可能,能不能趁这个机会把它消灭?”

  彭师长肯定地说:“好,你的建议很好。今晚我就派第三十二团去,用你们的名义同它们联系,进寨把它连锅端掉。”

  融洽的气氛中,我和彭师长谈了个把小时。然后,我返回谭大庄团部,命令部队轻装,把一部分笨重的弹药、器材留下,并把化装用的部分军衣、符号以及军队间相互联络的通用口令,一并交给罗会廉。 下午4时,部队轻装东进。到达蕲县集伪军据点时,新四军第四师敌工部长刘贯一已做了布置。部队在那里进行了大休息,接受了“两面”政权的伪政权和伪军的盛情接待,并在他们的帮助下顺利通过了津浦铁路。第三天,部队到达天井湖东郑集附近。这里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,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第二十七团就驻扎在这一带。

  我带起义部队转移时,彭师长亲自率第四师第十旅第二十八团、第十一旅第三十二团等,于4月21日傍晚,对游击第十四纵队第一支队之大郭家驻地展开进攻。战至凌晨,全歼一支队,毙敌500余人,俘虏200余人。他在《大郭家战斗经验总结》中说:“(此役)给予军之狂妄以迎头痛去。”“《拂晓报》应出刊号外。”途中,我得此喜讯,深受鼓舞,很快就将部队带至皖东北抗日根据地。

  4月24日,九旅旅长张爱萍带着旅政治部副主任张震寰,以及地方党政机关、抗日群众团体的负责人,前来起义部队郑集驻地进行慰问。张爱萍详细询问厂起义部队的情况,并接见、宴请了营以上军官。

  次日,第九旅第二十七团和起义部队及部队群众代表,召开了联欢会,欢迎起义部队。为防止发生意外,起义部队和第二十七团的都分别放在会场的侧翼。张爱萍和我都分别讲了话,大意是第四二五团、骑八师骑兵连的爱国官兵,坚持抗日、反对内战的行动是正义的;到敌后来,作为新四军的友军一道抗日,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是热烈欢迎的;要加强团结,互相学习,取长补短,遵守纪律,搞好军队之间、军民之间的关系,大家携起手来,高举抗日旗帜,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去!

  联欢会后,张爱萍找我进行了单独会谈。他问:“部队军官、士兵的情绪怎么样?”我说:“目前还看不出有什么问题,来的人愿意跟我起义。”他又问:“你把部队拉过来后,有什么异常没有?”我回答说:“没发现什么异常。”他见我留心不够,就把他的观察和担心说出来了。他提醒我说:“你率起义部队已经进入了新四军抗日根据地,形势变了,人的思想也在变。原来可靠的人,现在可能变得不可靠了,你要特别留神,特别注意考察。”

  他说到这里,停顿了会儿,又建议说:“联欢会上,你的底儿全亮出来丁,这样中途不宜久停,尽快赶到我旅半城驻地,争取一天赶到。后边有我第二十七团派部队护送你们。”

  张爱萍旅长的担心很快变成了现实。起义部队内部的一些消极情况渐渐明朗化了,各种思想反映都或明或暗地显露出来,什么“打胜仗的部队向打败仗的部队投降”,“新四军装备这样差,能把鬼子打跑吗?”“今后没有薪饷发了,吃得这样差,烟都没得抽了,能干下去吗?”“这里是的天下,部队早晚要被编掉。”等等牢骚怪话,在官兵中到处议论着、传播着。家属在湖南的军官,怕断绝了老婆孩子的经济接济,生活不下去,思想波动更大。这些情况和情绪都表明,起义部队的军心是不稳定的,任其发展下去,是非常危险的。

  对此,我深感不安,真怕出现什么意外。除了忙于应付欢迎、座谈、记者采访等活动外,主要做了骑兵连长金子才的工作,没想到他很爽快。他说:“我是汉族人,在以回民为主的骑八师里吃不开,吃苦有份,打仗有份,升官没有份,享受没有份,我早就不想在那边干了。”他建议把他的骑兵连,再添些人马,扩编成骑兵小团。还希望给他介绍个太太,帮帮他这个大老粗,没有文化在部队吃不开。

  此外,我还找年龄偏大、家属在后方生活有困难要求请假回去的军官,以及思想负担较重的六连连长谈过话。我要求王国纯、孙兴魁、屠凤麟按各自的分工,到基层了解情况,多做说服教育工作。协助我工作的方中铎,对如何掌控部队同样缺乏经验。

  郑集到半城只有五六十里路,本来按张爱萍旅长的建议一天内赶到。只是沿途的抗日政府、各界群众组织的欢迎会、联欢会、慰问会,迟缓了起义部队的行军速度,在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滞留了七八天后,至4月30日才到泗南县上塘集附近的崔庄(今属江苏省泗洪县),并在此宿营。这里距离半城新四军第九旅旅部还有十余里路。晚上宿营疏于防范,没有根据非常时期的实际情况采取特殊防范措施,酿成终身遗恨。

  我毕竟是个长期生活在军队里的秘密党员,革命热情虽高,却缺乏革命经验。同时,部队基层没有党的组织,对起义后部队官兵的真实思想也不完全摸底。另外,还考虑到部队驻在抗日根据地,附近新四军部队多,因此也产生依赖和麻痹思想。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存在,致使我们的工作做得不细致,仅片面考虑谁属于哪一类人,没有去因人而异地做工作,寄希望于派来的政工干部下去摸清情况后,再加以区分,分别对待。为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,我只编制了一个警卫连和一个短枪内卫班,由党员王朝纲任连长。

  崔庄村子不大,只住了旅的几个领导干部与机关的工作人员,还有短枪内卫班的士兵。警卫连住在邻村,其他连队分别住在周围的几个村庄里,相距都不很远。白天走了一天路,晚饭后不久连队都就寝了,只有几名领导还围坐在马灯四周,通报地方社会治安情况,商量第二天的行军路线。

  散会时已近半夜。我送走方中铎、王兴纲、屠凤麟、孙兴魁,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刚躺下不久,我就听到院子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,急切地朝住处走来,后又听见距离不远的地方传来枪声。我马上意识到出现了意外情况,就赶紧穿衣下床,往外面走去。刚出房门,就有两把刺刀迎面刺来,我本能地用双手拨开。左边又刺来一刀,我又用手拨开。

  突然,白光一闪,两把刺刀同时从正面刺来,我躲闪不及,被两把刺刀刺中。其中,一刀刺得很重,直抵胃部。我忍痛转身,正欲退回住房时,背部左肺又被深刺一刀。进房以后,我勉强支撑,掩上门。这时,我的腹、背和两手受伤的部位都血流如注,再也站立不稳,倒卧在地上。不过,我的神智还很清楚,心想:对我只用刺刀不开枪,说明杀手有顾忌,这是内部反动分子搞的暗杀活动。刚才听见的那几枪,可能是内卫班打的。住在邻近的警卫连听到枪声,必然会派人来。我还想:搞暗杀,我当然是首选对象,杀手还会回来查验,看我是不是已经刺死。想到这儿,我就用双手沾上腹部的血,涂抹在脸上,然后直挺挺地躺在地上,一动不动。过了一会儿,果然有四五个人进房来,手持电筒到处照,还窃窃私语。听声音,好像是四连连长魏银龙在说:“旅长已经死了,我们赶快走吧!”这几个人转身离开时,其中的一个人又朝我补了一枪。幸好,枪弹擦衣而过,没有伤及我的身体。

  暴徒们走后不久,王朝纲就带着警卫连的士兵急步赶到了,张爱萍闻讯派来的旅部侦察科长杨勋也赶到了。他们七手八脚地扶我坐起来,把我脸上的血污擦洗干净,又找来军医对伤口进行了简单包扎。

  这时,骑兵连长金子才慌慌张张地跑来,大声嚷嚷:“旅长,怎么办?你说怎么办?”我强打起精神说:“金连长,我们反内战起义是正确的,你别听信谣言。你在骑八师本来就受排挤,过来后积极靠拢,再回去必定有人报告,这对你是很危险的。你马上回去控制部队,不准外部人员进入你连驻地。以后的行动等我的命令!”

  金子才刚走,警卫连排长张化南、警卫员刘宝珍先后跑来报告说,团政治指导员屠凤麟和副团长孙兴魁,都已经被暴徒打死了。后来听方中铎讲,他回到住处,也是刚睡下,持枪的十几个暴徒就拥进院子,先是警卫班室内发出枪声,他和孙兴魁先后出来,在隐蔽处听到孙兴魁大声喝道:“你们是干什么的?”暴徒没有回答,上去就是一刺刀,孙兴魁没有倒下,厉声说:“我是孙副团长!”暴徒说:“找的就是你孙副团长!”说着,几把刺刀同时刺了过去,孙兴魁倒在地上,当场以身殉职。在一片混乱中,屠风麟也未能幸免,被刺身亡。

  张化南他们说,暴徒们到处煽动部队叛变,扬言“陈锐霆、屠凤麟、孙兴魁、王国纯都被打死了”,【时代先锋】记天水锻压机床第一联合分厂镗工董小军 2019-09-15“第一四二师已经来电报,派队伍来接我们回去”,“快走呀,回去的有赏,不回去的格杀勿论”。就这样,起义部队除了少数人以外,大部分向西南方向逃去。

  听到这里,我感到自己犯了个大错误,懊悔莫及。已经拉到抗日根据地的队伍,没有能巩固下来,功败垂成,自己要负主要责任,真是对不起党,对不起死难的同志啊!由于失血过多,心情沉重,肉体和精神痛苦同时袭来,我感到眼前一阵发黑,跌倒在地上。王朝纲等人赶紧用绳床做担架,把我送往医院抢救。

  我离开崔庄住地不久,叛逃人员就派一个排长带着十来个人赶了回来,刚进村,就被张爱萍派出的部队俘获。据这些人供称,他们回来的任务,是要砍下我的脑袋,带回去领赏。

  事后得知,发动这次哗变的头头是四连政工人员袁锡钰。他串通连长魏银龙,联络了少数几个思想反动的家伙(其中有些是进过“三青团”干部训练班的党团骨干分子),先打死二营长王国纯,从床底下拖出吓昏了的副营长边长发,并拥戴边为头目煽动部队反水。这些暴徒来到崔庄,骗过门卫,进入旅部领导的住所。他们在寻找方中铎、王兴纲时,误将房东打死,方、王两人才幸免于难。

  在这次事变中,壮烈牺牲的同志有11人,他们分别是参加起义的:团政治指导员屠风麟中校,副团长孙兴魁少校,营长王国纯少校,警卫员葛波玉、刘书贵、朱云祥,还有原抗大四分校宣传科副科长刘镇瑜、原抗大四分校指导员刘福庆、原第四师师部电台报务主任李天民、原第四师政治部秘书朱宜君、原第四师特务团俱乐部主任刘志隆。

  烈士们的灵柩,葬于崔庄东北的墓地。每年清明,当地群众和学生们都前来祭扫,寄托他们对先烈们的哀思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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